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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1章 日本掀起中国风——大化改新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邻国,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受中国的儒家文明的浸润,并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成为东亚文明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传说,在秦的时候,秦始皇为寻求长生不老药,遂命方士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到海上。徐福到达日本,但并未归来,而成为日本人的祖先。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虽属无稽之谈,但说明了中日交往由来已久。

  汉朝的时候,据汉书记载,和日本有往来。在日本曾出土了东汉赐给日本一首领“汉倭奴国王”的印,说明当时东汉王朝视日本为自己的属国。

  但是,日本和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则在隋唐时期。

  这时隋唐重新实现统一,朝鲜的新罗亦崛起,这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来大和国家可以凭借垄断从朝鲜半岛输入大陆文化的优势而统治全国,但是新罗却使日本在朝鲜半岛连续受挫,到公元562年,日本丧失了在朝鲜的最后据点。日本不能通过吸收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和对中国商贸来维持经济的活力,使得朝廷和大贵族的威信大大降低了。

  日本在朝鲜的战事失败后,统治阶级在国内的矛盾激化了,他们由对外掠夺改为对内压榨,各地豪强纷纷兼并土地,争战不休。由于中央贵族向地方扩张,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恶化。同时下层人民因为生活每况愈下,以至于“老者唤尊招,而死于道重。幼者含乳,与母共死”,因此亦对现状有强烈的不满。

  在这时,日本就只有引进先进的中国文化——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现实的——才能够挽救危亡。

  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君主专制集权思想对日本影响日益加深。而中国的强大和稳定,更使得这些制度罩上了一层眩目的光环,为日本有识之士所推崇。

  圣德太子致力于提高王权的措施,是大化改新的先声。

  圣德太子自公元593年担任摄政。公元603年制定冠位12阶,整顿朝廷贵族官僚的身份制度,强化等级制度,借之尊崇君主威权,加强朝廷纲纪。次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宪法”17条,揉合了儒、法、释诸家思想,这是以道德规范为主的贵族必须一体凛遵的政治规范。由于受到南北朝大陆文化的影响,他一方面强调“君君臣臣”的伦理,号召臣民各守本分,各安职责,“以和为贵”,“以礼为本”,以达到君主至上,天皇集权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受“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风气所影响,号召“笃敬之宝”(儒法佛),崇尚佛教,广修寺院,用佛教“忍”的说教来教化臣民,缓和阶级矛盾。在朝鲜通道被阻隔后,日本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遣隋使,直接从中国大陆汲取先进文化的养分。

  圣德太子的改革核心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但这种尝试使得日本重获与中国文化沟通的机会。而此之后,日本奉行的方针实际在此时已经出现,如儒家思想。佛教教徒、留学生和遣唐使,尤其派遣留学生,则为日后日本文明与进步,以及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础。

  唐朝取代隋朝之后,唐太宗不久便即位。在他即位期间,唐律完善,突厥被李靖击败,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央政权畅通无阻,国泰民安,文化昌盛,史称“贞观之治”。日本留学生目睹这一切,对于中国文化耳濡目染,渐渐由羡慕到接受,归国后,对日本部民的陋习和贵族擅权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像唐朝一样,君主集权,废除民族社会的部民制。

  留学生南渊请安、僧旻等创办学馆,宣传唐朝律令制度,为政治革新作舆论准备。大化改新的砥柱人物中大兄和中臣镰足都曾就读于此。

  公元645年,唐太宗应新罗之请,发兵讨伐高句丽,由于日本一向与新罗为敌,因而使日本感到了压力。在中大兄、中臣镰足的领导下,在留学生的支持下,于6月12日利用接见朝鲜来使的机会,发动政变,剪除权臣苏我氏及其党羽,夺取了中央政权。随后,孝往天皇即位,建年号大化,中大兄为皇太子兼摄政,中臣镰足及一些归国留学生受到重用。公元646年元月,颁布新诏书,开始各项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内容有: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指导下,废除王室和贵族一切私有土地和部民,而土地和人民都直接归属于天皇。

  在吸取唐朝均田制的同时,实行“班田制”。

  租税制度上,采纳唐的租庸调制。

  在国家机构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吸取郡县制,并结合日本国情,设国(省)、郡、里等单位,由国司和郡司治理,而国司、郡司由中央任命。中央设立二官八省,类于中国的三省六部制。

  以上各项措施中,显然有中国唐朝文化的印痕,而且有的则干脆照搬唐朝制度。

  保守势力,并未善罢甘休,他们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竭力反对改革。好事多磨,在天武天皇时期,大化改新的成果才得以确立。天武天皇发动“壬申之乱”,击败保守势力,夺取皇位,万事独裁,事必躬亲,确立了天皇专制的集权体制。公元681年,他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公元701年,修成“大宝律令”。公元718年,制定“养老律令”。至此,大化改新的成果被完全确立。

  大化改新确立了封建生产关系,结束了日本长期四分五裂、政出多门的局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

  至此,我们不得不敬服日本民族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拿来主义精神。此后明治维新和战后体制的变化,又是这一精神的延续,惟其如此,日本才能身处僻岛而不落后,并且逐步成为令世界侧目的强国。

  但是,“淮南之橘生于淮北而为枳”,唐的制度也并未完全适宜日本国情。中国的体制是逐步形成的,封建体制自战国时始,历任秦、汉、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唐,非一朝一夕之力。日本的从上而下的改革,本身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强大的世袭贵族对这些措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由旧贵族转化为拥有新的方式获取新的地位和权力,从而削弱了大化改新诸多措施的作用。藤厚家族之先人即是大化改新的名臣中臣镰足,他们专权达200余年,形成两头政治。而天皇的主要责任是延续子嗣,此外便过着奢靡的生活,不过问朝政。这种局面开了幕府专政的先河,一直延续到国门被欧洲人打开。这在中国是少见的,尤其是隋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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